微软亚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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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实验室是微软与高校交流的平台，是培育智慧火种的又一源头，也是微软为延续技术创新而插上的时间轴。

《互联网周刊》2009年第7期

文： 武佳

“这是我第二次来微软亚洲研究院了”，还在中国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熊志伟向记者描述着接触微软的过程：“第一次是大四的时候，我来微软做毕业设计；第二次是一年前，我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生。”能深入微软研究院学习与研究，熊志伟的经历让许多同学羡慕，但这个机会为什么会落在他头上？

“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中科大设立联合实验室，而我研究的领域刚好和实验室项目契合。”熊志伟笑着说。联合实验室计划一直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与高校合作的重点项目。早在盖茨1998年访华的时候，这位微软灵魂人物就被中国学生的才智、激情与创造力所吸引，也正是源于这次访问，坚定了微软在中国建立基础研究院的决心。微软亚洲研究院似乎和中国高校有着天然联系，联合实验室好似这种联系的象形化。

通过联合实验室，微软将产学研巧妙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通过具体的研究课题，把优秀研究人员聚集在一个平台之上。平台高密度的创新性又吸引了各方面更多的支持，从而有效培养高水平的研究人才。”微软高校关系中国区经理张高对记者说。

这个模式为微软在品牌、市场渠道、研发机构之外开辟了第四空间，这个空间好似微软的新磁矿，为微软以及整个产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资源。

微软高校关系中国区经理

与牛郎织女相逢

问及微软与高校共同研发的项目中哪一个成果最令人印象深刻，张高回忆起了2 0 0 8 年微软亚洲研究院教育峰会上展示的微软虚拟天文望远镜( W W T)。对于天文爱好者，探索星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天气、地点，甚至笨重的望远镜镜头有时候都能成为与星星亲密接触的障碍。现在这些障碍都可以轻松绕过，互联网会帮助揭开笼罩夜空层层面纱，你所需要做的只是轻点鼠标而已。

计算科学就是那么神奇，它可以和任何学科结合在一起，通过庞大的数据库和准确的计算从而推动学科的纵深发展。其实，微软虚拟天文望远镜是微软推出的天文观测数据的在线可视化系统，“这个平台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开放接口，用户可以将自己所观测到的天文数据通过它共享给全球所有的天文爱好者，”张高解释说，“微软亚洲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通力合作，将牛郎织女星的变迁轨迹等中国天象的天文数据整合到微软虚拟天文望远镜中，呈现给世界天文爱好者一片中国的天空。”

如果身边有一台联网电脑，只要登陆相应网站、安装免费应用软件，如同夜空一般的用户界面就会引导用户观看这一过程。跨学科的合作使中国古代星宿图谱数据丰富了W W T背后的数据库，神秘的东方天文遗产将在世界的天空复活。

让普通人去探索夜空，一项看起来怎么都和微软不搭界的事情，通过微软与高校共同推进的项目实现了。

做有用的研究

企业研究院通常是连接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桥梁，其对产业的需求更加敏感，同时也在踏踏实实做学术研究，让学术和产业靠的更近。

在接管高校关系工作之前，张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用户界面组的一名研究员。他的第一个项目是解决中文输入法的问题，在1999年，汉字输入远没有现在便捷。在学生时代就从事于人机交互的张高并不觉得这个项目有多么了不起，但研究院的一个估算打消了他原有的想法：中国有一亿多用户需要汉字输入法，如果把汉字输入的效率提高10%，为用户节省的时间要超过开机时间的总和。从那时候起，一个想法出现在张高脑海中：不论项目大小，一定要做对用户有用的研究。输入法项目取得成功，并申请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第一个美国专利。

如果继续做研究的话，钻研的可能是一个个细分领域，但张高想要了解更多，旺盛的求知欲推动他去探索整个微软的研发体系。这个时候微软高校关系部有一个机会，让他可以通过与高校的合作来了解、推动微软最新技术。2000年，张高开始考虑职业转型。“从事高校关系工作不仅满足了我各方面的好奇心，而且真的帮助了许多的学生和教师，这对我而言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在张高眼里，从事高校关系仍然是一项研究，研究领域从人机交互转变到了人人交互，这项研究不仅有趣而且很有用。

研究员的经历让张高在处理高校关系上如鱼得水。一方面，微软的技术强调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高校关系也一样，在项目的选择上，张高他们并非一味的向外“推广”项目，而设计更具针对性的项目来满足学生、教授的需求，实现微软亚洲研究院和高校研究的双赢；另一方面，在高校关系的处理上，研究院更倾向于考虑合作项目对学术界、对学生、对微软研究的帮助。

英雄出少年

“现在国家大力支持基础研究，但对青年人而言机会还是相对较少，微软的青年教师支持计划和青年学者支持计划就是在青年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支持。”谈起微软亚洲研究院高校关系项目，张高滔滔不绝，他还特别提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长城计划”。

“长城计划”是微软公司和教育部在2002年共同推出的支持中国高校的全面合作计划，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接纳实习生、派出客座教授等方式与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项目。“ ‘ 长城计划’受到了教育部的高度认可，我们连续五年获得教育部的特别贡献奖，创造了校企合作不断创新的模式。”张高语带自豪。

跨国巨头纷纷将实验室带入高校，微软每年接收200～300名像熊志伟一样的实习生，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成为了高校学生交流与创新的开放平台。“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经历对我将来的职业生涯非常宝贵—如果进企业的话，可以缩短磨合期而更快上手；如果做研究的话，微软的导师本来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在这里能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科技成果。”熊志伟说，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陈雪锦、何因、栾青和齐国君还因表现优秀，被邀请到比尔·盖茨家吃烧烤，和盖茨一起探讨科技的未来。

微软已经不满足于I T领域，在一切互联互通的信息时代，想要逐步往其他行业渗透，与高校联合研究不失为一条捷径。I T 与技术和其它产业渐渐交织在一起，文化遗产保护、教育、节能、医疗以及一些跨学科的社会问题是微软关注的下一个领域。高校关系项目帮助微软把面向未来的人才资源更好的集中到“第四空间”，为微软乃至整个I T产业的长线发展贮备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上周四的博文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办公室的科技细节，引起读者朋友们的热烈讨论。将科技成果运用到日常的办公环境中，体现了我们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与热心实践。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成功也离不开这里独特的企业文化，下面这篇文章谈的就是研究院的白板和Lounge（即茶水间、休息室）文化，希望您能喜欢。

节选自：时尚COSMOPOLITAN2009年4月刊

文：王晓元 图：李志斌

下午3点被微软的员工叫做Fruit Time（水果时间）。每天那个时候狭长的茶水间就像个车水马龙的闹市，员工纷纷排起长龙去享用公司为他们准备的时令新鲜水果和酸奶。从实习生、普通研究员到公司高层，都不会错过这个从办公桌前暂时逃离的好机会。

享受午后水果

在微软处处能感受到随意而专业的美国文化。在茶水间不分级别的工作人员都谈笑风生，从星巴克的咖啡机里接取咖啡。甚至可以伺机到按摩椅上睡半个小时的小觉，而不用担心老板看着不爽。所有的桌面，甚至公司的柱子都设计成可以随时涂写的白板。员工可以一手拿着水果，一手拿起无处不在的记号笔，在桌面上勾画讨论脑子里的创意想法。讨论完毕之后，再用同样无处不在的板擦毫不费力的清除干净。

柱子也能当白板，写下灵感和创意

如果想进行更商务一些的对话，还可以到公司在楼里设计的天井，日光从玻璃楼顶上方照在白色的藤制沙发、卵石铺就的小路、绿色植物和一个巨大的鱼缸上。没有一家公司会鼓励员工在工作时间小憩，不过，在炎热的夏季午后，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呢？

宽敞的天井，休息和讨论的乐园

黄泠，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高级商务经理，曾经负责了整个茶水间和Lounge的设计翻修，一直强调微软的研究部门从1998年起就一直提倡的Lounge文化。

黄泠，微软亚洲研究院高级商务经理

“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我们的员工需要时时刻刻保持活跃的思维和放松的状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大学，几乎没有在其他类型公司的工作经验，因此我们也特意在公司茶水间里营造出一种学院风格，倡导探索、讨论、宽容的接纳各种意见，而没有严格的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去，就是这个地方了！

文：文继荣

我博士期间研究方向是数据库，但是对毕业之后做什么，是去学校做研究呢，还是去公司做产品还不是很清楚。1998年底，在毕业前夕我在宿舍闲着看报纸，突然看到在《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介绍刚刚成立的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文章。我记得的内容是对李开复、凌小宁、沈向洋这三位研究院创始人所做的集体访谈。文中介绍了微软公司在中国刚刚成立了一个做计算机基础研究的机构——微软中国研究院。说实话，那个时期微软在中国的企业形象不是很受欢迎，当时很多人都不喜欢微软觉得他给人的印象是商业手段霸道，技术创新很少。而且，对于当时的毕业生来说在外企工作也已经没有上世纪90年代初那么受人青睐，特别对于学计算机的学生来说，IT外企公司已经并非最佳选择。可是，当我看到了他们三位的介绍之后，我对微软研究院的兴趣就像决堤的河一泻而出：“就是这个地方了！”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从小就觉得做科学家是最崇高的追求，因此读书做学问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在我们那代人的教育中做科学研究是内心深处很向往的事业，而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做一些创新性的东西。当时就觉得微软中国研究院是一个能帮助我追求并实现这些梦想的地方。于是一拍报纸：去定这个地方了！

后来，我就给研究院投递去了毕业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简历。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研究院人力资源部的郑薇小姐就通知我去希格玛笔试。我记得打车去笔试的路上，问了好几个司机都不知道希格玛大厦在哪里，即便是我当时是从离它不远的中国人民大学出发的。所有笔试的学生都安排在六层的一个大会议室，我到的时候已经满满坐着一屋子人。我记得当时还遇见了童欣，还和他打招呼来着。

笔试很快就开始了，内容就是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完成一张多题型的卷子，有智力题、数学题、编程题。因为已经很久没考过试了，考完之后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郑薇通知我去面试。那天，我和其他几名参加面试的学生被安排到五层休息室等候面试。那个时候感觉楼层里空荡荡的，没有多少人走动，研究院当时一共才八个研究员。我那天面试的时候，安排见了其中的六个人。

郑薇给我看了一张面试日程名单，第一个面试我的是张亚勤，我其实那个时候还没听说过亚勤。他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办公室上班，你是我在这里见到的第一个人。”他那还没完全布置好，而且略显宽敞的办公室也印证了他的话。印象中感觉亚勤面试还是蛮明快的，他先让我花五分钟时间把我博士论文的课题大致介绍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处于论文写作过程中，对课题的内容还是很熟悉的，于是我在白板上画了些辅助图形，大概用五分钟左右时间便较清晰地把论文提要讲述了一遍。然后，亚勤点点头，就跟我闲聊了起来。后来，我听一个同事谈起亚勤的轶事，说亚勤在面试的时候一般仅用五分钟便能判断出是不是要录用这个人。

跟亚勤面试完了之后，第二个见到的是李开复。那个时候已经通过对研究院一系列成立的报道中听说过开复了。一进他的办公室，他噔地一下从一叠试卷中抽出了一张我的笔试卷子，马上对我做了一场试卷点评。他颇有耐心地与我一道道缕了一下试题，对做错的题目他会跟我一起分析一下解题方法；对我答出来的难题，也会适当提出来特别表扬我一下，感觉很像以前在中学里老师和你一起耐心地分析问题的感觉。我记得当时卷子上有一道称小球的逻辑推理题，由于时间紧张，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题目，虽然我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但是却不是最佳答案。于是，开复就特地问我现在是否知道最佳答案了。我跟他说我知道自己没做出最佳答案，所以笔试结束回去后又好好琢磨了一下最终想出来了。接着他又问我大概是花多少时间想出最佳解法的，我说大概半个小时。他说自己也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想出来的，听得我心中暗自窃喜。总体感觉，开复问的问题还是挺细的，比如他知道我是做数据库的，还问我知不知道Jim Gray[1], 看过他什么书等等。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经典，我后来在早期面试别人的时候也经常借用的问题，他说如果我现在打电话给你的老师，他会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或者缺点是什么。

从开复办公室出来之后，第三个面试我的是凌小宁，他当时是研究院总工程师，一上来就考我编程题，因为我当时天天都在写程序，所以对他的面试我也一点也不怵。我记得他当时出了两道面试题，当我在白板上写好了之后，他便跟我探讨了一下题目，除了一些边界问题没有做到完美之外，对其他的都还挺满意的。晓宁那边基本上是挺技术的，就是做了这两道题。上午阶段的面试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我和其他的几位下午继续奋战的学生安排在一起吃了一顿Pizza。

下午第一个见的是徐迎庆老师，聊起来才知道他是我计算所的师兄，比我早两届。我记得老徐出了几道智力题，其实这类题目我还是蛮擅长的，之前做过不少。跟老徐交流的过程非常亲切而轻松，整个面试到目前为止都感觉很好。

接着见的是李江，他问了我一些研究、编程类的问题。倒不是因为他的问题有多难，李江是一个略显严肃的人，做事很认真，所以当时谈话的时候我就觉得紧张，心里不住地嘀咕他这样不苟言笑的态度是不是因为我的表现不够好，所以从他办公室走出来之后就觉得比较忐忑。

最后安排面试我的是Harry（沈向洋博士的英文名），当时看到名单上的这个英文名字，心里还咯噔了一下，莫非我要用英语来跟一个老外面试么。虽然学了这么多年英语，基本的交流没啥问题，但是还是不能像中文这么流利，所以想到用英语还是比较慌乱的。当进入Harry办公室之后，发现是个特别年轻的中国小伙子坐在那里，就马上松了一口气。Harry一看上去就很有活力，交谈中不时地爆发出爽朗的笑声，而且语速也比较快。我至今印象比较深的是他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我把你招到我的组，让你从数据库改行做图形学，你看你最少需要多少时间。我当时想了想，咬了咬牙说三个月吧。我瞬即就觉得他对这个回答肯定不是很满意，应该很快打消了把我招入他组的念头。三个月对于正处于创业阶段的他来说实在是一个不能接受的期限，或许他要的答案是十天半个月，应该是能够马上上手做研究的。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慢热型的人，做事比较讲求稳重，按照我自己的个性的话，可能要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的转型，所以当时真的是咬了咬牙才说了只需要三个月的。

面试结束之后，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还报销了我从学校到希格玛的往返的士车费。一个星期之后，我又接到郑薇打来的电话，她问我是否有时间再去希格玛面试一趟，因为八个人中还有另外两个人没有见过我。我心里虽然嘀咕了一下这个面试怎么没完没了了，但是还是如约来到了希格玛。

第一个面试我的是刘文印，他在以色列获得了博士学位，来研究院之前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后来又到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总体感觉与文印的面试很轻松，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放马。第二个面我的是当时负责高校关系与人力资源事务的陈宏刚博士。因为是四川老乡，所以先扯了点家常。陈宏刚是学数学出身的，于是就给我出了一道颇有难度的极限数学题以及若干智力题。我还记得他当时出的一道智力题是关于烧绳子的问题，我灵机一动把这道题给做出来了。这个题目虽然在现在堪称经典，但是当时能做出来的人并不多。约过了两三天左右，陈宏刚亲自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微软亚洲研究院给了我offer。

两天八人的面试就像打了一场仗一样，在与这些大人物的过招中，我时而匍匐深思，时而积极进攻，时而沉着退守，但最终还是赢得了这场战役。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亚勤的明快、Harry的爽朗、迎庆的亲切、开复的循循善导、凌小宁的平和，甚至是李江的严肃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研究院的人无论是面对陌生人或者学生，都非常亲切友好，这也影响到我后来在研究院工作时的为人处世。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能感觉到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就觉得将来跟他们在一起做事业肯定是没有错的。经过这次面试，让我对自己向往的研究院有了个直观的认识和近距离的接触，我回去之后对进入研究院工作很有信心。

[1] Jim Gray：曾任微软硅谷研究院院长，数据库事务处理理论的奠基人，1998年图灵奖获得者。2007年在一次私人航海中遇难。

在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砖红色的希格玛大厦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沉浸在计算机最前沿领域的研究中。喜欢阅读科幻小说的朋友们也许会怀着过高的期望，以为在这个“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中，有着不为人知的神秘科技，冰冷的金属和纵横的网络交织，构造出“黑客帝国”般迥异于日常生活的空间。

但如果你真的置身其间，看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坐在沙发上随意交谈，听专注的背影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的节奏，才恍然大悟，前沿并不一定是神秘莫测的。假如你在此多驻足片刻，翻检研究院的历史，观察研究院的细节，身边的面孔也许会渐渐清晰，办公室里的小细节也会向你招手，向你展现高科技的温情。

触控屏

几天前，研究院的墙壁上突然装上了许多触控屏，黑黑的屏幕上写着“Coming Soon”（即将发布）几个大字。就像商业区里正在装修，等待开张营业的店面一样，商家提前告知路人会有惊喜等待你。

茶水间，饮水机上方新安装的触控屏

一天早上，惊现围观的群众，走近一看，这块触控屏上有情况！

原来，屏幕上展示的是研究院丰富多彩的活动照片，这些照片按照主题分为不同的相册。通过手指点击，能实现鼠标才能实现的复杂功能，比如能选择不同的相册，相册翻页，将图片放大。

比如，这是历年微软技术节的照片，我们用手点击中间2008年的相册，

2008年图片与预览的方式呈现，点击其中的任意一张照片，就能显示放大的全屏照片。

点击右下角的图片集锦，就能让图片以大杂烩的方式呈现。

怎么样神奇吧？这个电子相册引来同事们驻足观赏，工作之余，能看到这么些朝气蓬勃、诙谐幽默、团结协作的照片，每个人都会会心一笑，再积极忘我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

会议室

会议室门口的信息栏升级换代成触控屏，研究员自己编写程序，动态的展示会议室的信息，例如，每一个楼层会议室的分布，每天每一个会议室会议的预订情况。

楼层的会议室分布图，绿色表示该会议室目前没有会议，黄色表示会议室正在使用中

该会议室的日程表，黄色背景显示正在进行的会议

进入会议室，桌子上的复杂装置引人注目，这是微软新近开发的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在会议室中，为了照顾坐在不同方向的人，这个系统为每一位与会者配备了专用的显示屏和扬声器组合，最有趣的是，摄像机会自动检测到正在发言的人，并及时将镜头转向发言者。一个摄像头，就能将圆桌会议的每一个人照顾到！

双子座显示器

一台主机，连上两台显示器，一台用来浏览网页，另一台可以写程序，不用在窗口间切来换去，据权威研究估算，这样能提高70%的工作效率，怎么样，方便吧。

大研究院里有着小科技，这些小科技并非不可思议的有着强烈的未来感，也许它们也出现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然而这些小小的科技却给大家带来方便，提高了工作效率，更体现了温馨的关怀和周到的考虑。如今，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人类生活，引领时尚风潮。层出不穷的科技给人带来诸多惊叹的同时，也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加便捷美好。真可谓是：科技无处不在，细节体现关怀。